近日,《Med》杂志上发布了一篇名为《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断后持续 HIV 缓解相关的遗传指纹:ANRS VISCONTI/PRIMO 研究》的文章。 这项研究指出,某些 HIV 感染者能够在停药后控制病毒长达 25 年之久,可能是因为他们体内拥有一套“天生抗病毒”的免疫密码。 研究聚焦的这类人群携带 HLA-B∗35 基因,虽然它过去被认为不利于控毒,但当它与特定的免疫基因组合出现时,反而能激活自然杀伤细胞(NK cells)的强大抗病毒功能。尤其是在这些基因共同“教育”下,NK cells 能更敏锐、持久地识别和清除 HIV,从而帮助机体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维持病毒低位甚至静默。 研究表明,停药后控制不是靠某一个“神基因”,而是多种免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为未来 HIV 功能性治愈提供了新方向。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(ART)显著延长了 HIV 感染者的寿命,但仍无法清除潜伏病毒,因此一旦停药,多数人会经历病毒反弹。终身服药带来经济、心理和生理负担,因此研究者一直在探索一种更理想的结果:即使停药,体内病毒仍保持低水平,这种现象被称为“停药后控制”(post-treatment control)。“停药后控制者”(PTCs)是实现这一现象的少数人群,他们最初在法国 VISCONTI 队列中被系统性发现:若在感染早期启动 ART,更有可能在停药后实现持久控制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并非所有早期治疗者都能成为 PTCs,这提示个体的免疫特征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“自然控制者”(HICs)携带的“保护性”HLA 基因,如 HLA-B∗57 和 B∗27,但在 PTCs 中这些基因并不常见。 相反,一种被视为“劣势”的基因 —— HLA-B∗35 却频繁出现,引发研究者关注。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把目光转向了先天免疫系统,尤其是自然杀伤细胞(NK cells),以及其与 HLA 和 KIR 基因之间的复杂交互。 一项“坏基因”的意外发现 在法国的 VISCONTI 队列中,研究者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停药后控制者(PTC)携带 HLA-B∗35 基因。这个基因通常被认为是负面预后基因,因此其存在让人意外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HLA-B∗35:03 亚型在 PTC 中的比例比一般法国人群高出 3.8 倍,且在自然控制者(HICs)中几乎没有发现。这一发现暗示,HLA-B∗35 并未妨碍这些人在停药后的控毒能力,反而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,携带 HLA-B∗35 的 PTC,其 CD4+ T 细胞数量和病毒载量等临床指标与其他携带不同 HLA 基因的控制者没有显著差异。相反,经典的“保护性”基因 HLA-B∗57 和 HLA-B∗27 在这些 PTC 中的分布频率反而较低。这些结果明确区分了治疗后控制(PTC)和自然控制(HIC)在免疫机制上的不同,也挑战了“只有携带保护性基因才能控制病毒”的传统观念。 “早诊早治效应”只是部分解释,研究进一步追踪了法国 PRIMO 队列中的数据,探讨确诊时间与治疗时机之间的关系。 研究发现,HLA-B∗35 携带者在 2002 年之前确诊的患者通常病毒载量较高、CD4 下降较快,因此较早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(ART)。这种“早诊早治”的现象被认为对免疫系统的恢复至关重要,是实现停药后控制的关键因素之一。 然而,研究还发现,即便是在相同治疗时机下,HLA-B∗35 携带者的控毒效果更为突出。在 PRIMO 队列中,150 名在急性感染期接受 ART 并在数年后停药的患者中,HLA-B∗35 携带者更有可能保持病毒不可检测状态,且部分患者控制时间超过一年。这表明,HLA-B∗35 的作用并不仅仅依赖于治疗时机,可能自身就具备某种免疫调节的优势。关键遗传组合 Bw4TTC2 的发现,尽管 HLA-B∗35 本身不含 KIR3DL1 可识别的 Bw4 表位,研究发现大多数 PTC 同时携带其他带有 Bw4 表位的 HLA-B 等位基因。例如,在 VISCONTI 队列中,78% 的 PTC 携带至少一个带 Bw4 表位的 HLA-B 等位基因,而这一比例在 PRIMO 队列中为 42.5%。此外,携带 HLA-C∗06 等 C2 表位的 HLA-C 基因也在这些个体中更为常见,这些基因同样有助于 NK 细胞的活化。 通过分析,研究者发现了一个由四个关键遗传因素组成的组合,命名为 Bw4TTC2,包括:HLA-B∗35、另一个带 Bw4 表位的 HLA-B 基因、携带 HLA-C2 表位的 HLA-C 基因,以及影响 NK 细胞教育路径的 HLA-B −21T 等位基因。这个组合在 VISCONTI 队列中的频率为 33.3%,显著高于 PRIMO 队列的 7.9%。多变量分析进一步表明,只有同时具备 HLA-B∗35 和 Bw4TTC2 组合,才能显著提高停药后控制 HIV 的可能性,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达到同样效果。 NK 细胞结构与功能的显著差异,在 NK 细胞的基因型方面,VISCONTI 队列的研究显示,抑制型 KIR 基因配置(如 AA1)在 PTC 中几乎完全缺失,而激活型 KIR 配置(如 Bx)显著富集。尤其是 Bx32 亚型,全球仅有 0.25% 的人群携带,但在 PTC 中的出现率高达 15.8%,这一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。与 HLA 配体的精确匹配(例如 KIR3DL1 与 Bw4 的高亲和性结合)有助于 NK 细胞的教育和激活,从而提升其免疫反应能力。 在 NK 细胞的亚群组成方面,尽管 PTC 中 NK 细胞的总数量与对照组相似,但其亚群的分布均有所不同。 特别是,Cluster 1 亚群在 PTC 中显著富集,这一亚群具有 CD16⁺、CD56^dim、KIR3DL1/S1 高表达以及 CD57 标记,表明其具有更强的病毒杀伤能力。 在检测的 64 种 NK 表型中,4 种特定表型(如 b10、b26、b30、a17)在 PTC 中也显著富集,表现出“记忆性”和“预激活”特征。这项研究揭示,在 HIV 停药后仍能控制病毒的个体(PTCs)中,先天免疫系统——尤其是自然杀伤细胞(NK cells)及其遗传背景——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接受同样的早期治疗,不同人仍有不同结局。 最引人关注的是 HLA-B∗35 的“逆袭”。在未经治疗者中,它被视为不利因素;但在 PTCs 中,它往往与一系列激活型 NK 相关基因(如 Bw4、C2、KIR Bx)共同出现,反而构建出一个有利于控毒的免疫环境。这种“免疫组合拳”可能是实现治疗后控制的关键。 PTCs 的 NK 细胞还具备以下优势,激活型 KIR 受体比例高,反应灵敏;−21T/T 的 HLA-B 基因减少了干扰信号,有助于 NK 被充分“教育”;某些 NK 细胞亚群具备“记忆型”特征,对 HIV 能迅速识别和反应;抑制过度免疫激活的基因(如 HLA-A∗24 和 C∗06)也适当存在,可能帮助维持病毒的静默状态,减少反弹风险。 这表明,治疗后控制并非依赖某一个“万能基因”,而是多个免疫环节的协同结果。尤其是在未来探索 HIV 功能性治愈的路径中,NK 细胞可能将成为新的研究和干预重点。 注释: PTC 指“停药后控制者”(Post-Treatment Controller),是指那些在停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,仍能维持低病毒载量的 HIV 感染者。 HIC 是“自然控制者”(HIV-Infected Controller),他们从未接受治疗,但自身能自然抑制 HIV 复制。 VISCONTI 队列是“治疗中断后病毒-免疫学持续控制研究”(Viro-Immunologic Sustained CONtrol after Treatment Interruption),用于研究停药后仍能控制病毒的 HIV 感染者。 PRIMO 队列是“原发感染 HIV 队列”(Primary HIV Infection Cohort),包含大量急性感染个体,用于研究早期免疫机制。 HLA 是“人类白细胞抗原”(Human Leukocyte Antigen),是免疫系统识别自我与非我的关键基因系统。 KIR 是“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”(Killer-cell Immunoglobulin-like Receptor),存在于自然杀伤细胞上,决定其活性与免疫反应强度。 NK 细胞是“自然杀伤细胞”(Natural Killer cell),能主动杀死被病毒感染或癌变的细胞,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成员。 CD4 是“T 细胞表面的一种分化抗原”(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),是 HIV 主要感染目标,也是衡量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。 ART 是“抗逆转录病毒治疗”(Antiretroviral Therapy),通过多种药物联合抑制 HIV 复制,从而保护免疫系统。 VL 是“病毒载量”(Viral Load),表示血液中 HIV RNA 的含量,是衡量病毒复制活跃程度的关键指标。 |